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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大学的“怪教授”陈维纲先生

“他心目当中的国学,不是背两句经典,不是穿什么服装,而是深究中国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如果归结到个人,优秀的中国人至少应该有一种热忱和担当。”

“他说国学,不说孔孟,却用非常激动的语调说起当年投奔延安的人,他认为那些当年放弃家产,义无反顾投奔延安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当年的官二代和富二代,他们为了国家和民族,去了延安,要用自己的肩膀来担当大义。”

“他”不是别人,正是澳门大学的一个“怪教授”陈维纲先生。今天看了一则关于陈先生的旧闻,偶有所感,遂来侃一下我所认知的这位“怪”教授。我既没有听过陈先生的课,也没有和他有过超过五分钟的谈话,有的只是屈指可数的几面之缘,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在我心中的印记。

陈先生硕士、博士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1987)、哈佛大学(2000),博士时师从著名学者杜维明教授。照理来讲,有如此学术“背景”的学者应该混得如鱼得水才对。可是,先生至今依然只是助理教授。当时几个同学在讨论他的时候就很感觉很不解,一个师出名门又如此用功的老师为何迟迟拿不到教授、甚至副教授的教职呢?今天,通过新闻才知道,何止是拿不到教授职位,陈先生还有“被离职”的经历:哈佛毕业后,先生在美国一大学任教,美国大学默认做法是博士毕业后要在六年内拿到副教授职位,否则就要拍屁股走人。而评副教授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出书,但是那时的陈先生不想将自己的博士论文被如此催生,于是就坚持继续修订。陈先生不妥协的结果就是只好离职走人。此为一“怪”。

我在澳门待了三年多,历史系的每个老师都见过无数面,然而见到他的机会却是可以用五个指头来数。每次系里教师开会,因为工作原因很多时候我也会作为翻译者去听会,在这种每月甚至每两个月才有一次的会议上,每个老师一般都会与会,但是我印象中从来没有见陈先生出现过。其实,这种教师会议不是那种无关痛痒的政治会议,而是切切实实在讨论系里招生、教学与招聘等实际事务的会议。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会议陈先生也很少参加。此为一“怪”。

澳门大学有一个教学评估的制度,就是每学期临近期末时要对各科的任课老师做一个教学评估,做评估时教师自然要回避。有一次我碰巧被安排做先生的评估,他当时正在忘我地讲课,自然也就没有认识到规定的评估时间。等了几分钟,我实在是等不下去了,因为再等就到下课时间了,下课了还怎么能做评估。于是我就在门外提醒他,他开门问我又什么事,我说需要做教学评估,他面有愠色地反问教学评估有什么可做的。说归说,做归做,尽管陈先生不是很满意这种评估,但是他也是知道我们学生也是受学校之托才去做的评估,所以也就没太为难我,就停止了他的讲课让我去做评估去了。平心而论,澳门大学对于教师的管理和要求是相当的宽松的,但是这个教学评估却是要求非常严格,而且还是一个异常重要的考核教师业绩指标。先生痴心于研究,但并不“荒废”教学,因为一些学生的反应,他的哲学课是相当的有启发、有激情的。他之所以对教学评估不大感冒,想必是感觉这样的做法是有些无聊与耽误时间吧。此为一“怪”。

 “他是一个大家,用十六年的时间写一本书,和西方最杰出的思想家韦伯、亨廷顿等较劲”,我想这或许正是陈先生“怪”的原因吧!如果中国多一些如此有魄力、有毅力、有思想、不媚俗、不低头的教授,我想中国的学术界也不至于落到如此田地了。

扩展阅读:《最重要的问题是问题本身》;陈维纲教授简历;《不要把自由主义当真》、《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者之一等。

《澳门大学的“怪教授”陈维纲先生》有12个想法

    1. 他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译者之一,也是“人诗意地栖息”的首译者,在比较宗教学或哲学中,哈贝马斯,罗尔斯、韦伯、亨廷顿及其思想的研究是绝对的主流,中西文化对比研究也是很热门。
      如果说边缘的话,比较宗教学,甚至哲学,的确是边缘了,起码在中国是……

    1. 陈老师对学生的关心和培养是有所耳闻的。但是,他似乎对澳大每学期一次的教学评估很不感冒,对学校的行政事务更没有兴趣,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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