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 122008
 

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1](Edward Waefie Said,1935年11月1日-2003年9月25日)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萨义德对世人影响最大的恐怕就属他的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Orientalism, 一译《东方主义》)一书了。时过三十多年,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产生的影响并未随着时间的消失而减弱,对当今社会的诸多方面依然有着广泛的影响。

按:本文系硕士课程习作,稿件完成时间为2008年12月。仅为课程习作,留此仅作为蹒跚学步之记录。

《东方学》及其所引发的后殖民主义的再思考

(澳门大学历史系硕士生,马 光)

 一、作者及其《东方学》内容简介

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1](Edward Waefie Said,1935年11月1日-2003年9月25日)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后殖民理论的创始人。萨义德对世人影响最大的恐怕就属他的1978年出版的《东方学》(Orientalism, 一译《东方主义》)一书了。时过三十多年,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产生的影响并未随着时间的消失而减弱,对当今社会的诸多方面依然有着广泛的影响。

在正式讨论本书之前,我们十分有必要了解以下萨义德一生的传奇经历,因为这对此书的分析极为重要。萨义德出生在耶路撒冷的一个阿拉伯基督教(英国圣公会)家庭,家境富有。他童年大多数时间在埃及开罗度过,从小就接受英式和美式教育。1953年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又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1963年起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英国文学和比较文学教授,也曾执教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萨义德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阿拉伯语和法语。此外他还是有名的乐评家、歌剧学者、钢琴家,并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参加巴勒斯坦的政治运动,为巴勒斯坦在西方世界最为雄辩的代言人。[2]

在绪论中,作者讨论了东方学的含义,对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东方并非一种自然的存在”[3]——做了一些合理的限定性说明,并对当代现实的三个方面:“纯粹知识与政治知识”,“方法论”和“个人的层面”等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解释和分析。

在第一章中,作者重点讨论了东方学一词所涉及到的理论和实践的范围。作者在分析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的范围及其形象之后,紧接回顾了早期东方学研究在西方的发展历程。作者通过引用克罗默和贝尔福的言行来表达英法对东方的认知过程。在此过程中,东方的范围开始从埃及到近东到远东的扩展,东方学的研究范围也在丰富。作者指出:“亚洲通过欧洲的想象说话并且由于欧洲的想象才得到表述”[4],从无计划到有计划,从个人到国家,欧洲将深厚的东方文化翻译、编码、程式化为西方的“东方学”,但是到第三世界的兴起,东方学面对的是“被武装起来的东方”,[5]东方学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在第二章中,作者集中讨论了现代东方学的发展阶段(开始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情况。作者分析了18世纪出现的四个新因素——地域的扩张,历史比较,内在认同,对人和自然进行分类——对东方学的影响,指出这些新思潮是现在东方学特定的知识结构与体制结构的基础。然而,作者并不是对现代西方东方研究的发展历史做编年史式的流水叙述,而是“将重点放在描述东方学的兴起、发展、研究机构并且考察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文化和政治历史背景(直到大约1870或1880年)上”。[6]在本章中,作者分析了诸多的东方学早期发展时期的萨西、赫南[7]、雷恩和夏多布里昂等学者的学术性著作和想象性作品,并将这些最具有影响力学者及其作品做了一个框架性的勾勒。

在第三章中,作者讨论了东方学的现状问题,重点论述了隐伏的东方学和显在的东方学,并对东方学的现世性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同时,对现阶段东方学的进展做了描述,也对伯纳德·刘易斯[8]等人的批评做出了有力的回应。作者认为,二战以后美国成为占据着世界的中心舞台,传统的欧洲东方学随之在美国新的语境中发生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变化:1)大众形象和社会科学表述;2)文化关系政策;3)一切归结到伊斯兰;4)东方人东方人东方人。[9]

三联书店出版的中译本中,作者写有一个较长的“后记”。在“后记”中作者提到了写作此书的过程以及该书出版后受到的关注,同时作者也试图对世人对他和他的著作产生的种种误解做出必要的澄清,当然,也对一些恶意的攻击做了有力的回击。

 二、《东方学》书中讨论的几个主要论点

东方学所包含的三层含义

作者在本书的绪论部分就来阐明自己对东方学的认识和理解。按照作者的观点,东方学有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三层含义:

1)作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学科意义上的东方学——这个最易于为人们所接受。

2)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东方学。大部分时间里,“the Orient”(东方)是与“the Occident”(西方)相对而言的,“东方学的思维方式即以二者之间的这一本体论和认识论意义上的区分为基础”。[10]这一含义或多或少出自想象,包含的范围非常宽泛。

3)作为一种“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的东方学。[11]这种含义更多的是从历史和物质的角度来进行界定的,是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论断的一种形式,体现了西方的权利话语。精通法语的萨义德坦言,自己在界定这一概念时受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描述的话语 (discourse)观念的影响很大。[12]

同时,作者提到自己对东方学研究的怀疑:“严格地说,东方学并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领域。”[13]

学术研究的非客观性

写作本书时,作者有以下几个重要的观念前提:

1)任何学术研究都会受外界因素,比如社会、文化传统、现实情境、学校和政府等的干扰,即使是“最怪癖的艺术家的作品也同样如此”[14]

2)不论是学术性的写作或者想象性的创作,二者都会受其形象、假设和意图的限制,它们从来都不是任由作者自由发挥创作的。

3)东方这个词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逃出西方文化的阴影,同样,东方学这一门“科学”也并没有人们经常想象的那么具有客观性。

由此,作者认为,既然东方学有着不断累积的、集体合作的性质,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前人研究思维的影响,并且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传递给下一代,从而继续施加给后来者同样的影响。

东方学与帝国主义政治

作者认为,东方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对殖民统治的合理论证,而是应该注意到“东方学在殖民统治之前就为其进行了合理论证”,[15]而不是在其之后。所以,结果是东方学的话语传统一方面强化了西方控制着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这种认识,为其殖民扩张服务,另一方面,它又为这一认识所强化。伴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从1815年到1914年,欧洲直接控制的区域从地球表面的35%扩大到了85%左右”[16]——东方学的研究体制和内容也获得了飞跃的进展。作为当时最大的两个殖民帝国的英法两国,在争夺殖民地时是相互斗争,但在建构东方学的学术权力方面他们却达成了一致。

作者引用了克罗默[17]和贝尔福[18]等人的话来证明当时西方人心中的东方形象:不理性,堕落,野蛮落后,而欧洲则是理性,积极向上,文明先进,因此东方需要西方来拯救。现代东方学家继承了这一传统,认为他们自己就是“将东方从他所认定的默默无闻、孤立隔绝和奇特怪异之中拯救出来的英雄”。[19]西方殖民者就是在东方学对东方形象的扭曲下,打着拯救东方的旗号来达到其殖民主义扩张目的的。二战以后,美国取代英国和法国在东方学和东方的地位,在后殖民时期更多采取的是价值观、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的方式来达到控制他国的目的。而我们有其需要注意的是那些“走狗文人”[20],如刘易斯和佛阿德·阿扎米[21]之流,对美国发动的类似于对伊拉克等国的战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煽动作用。

读者对该书的种种误解

《东方学》首版于1978年,由作者一气呵成写出。之后,好评如潮,被翻译成了几十种文字,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讨论。然而,这一切带来的后果是,《东方学》一书衍变成了各种各样版本的著作。对于作者来说,它“似乎已经成为一本集体的书”[22]——这给作者带来荣誉的同时,也给作者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其中最令作者遗憾的是世人对他的作品的误读。作者在其该书后来的版本中“后记”部分提到了这些问题。

第一个误解是:许多的批评家,不管是敌对的还是友好的,都夸张地指出《东方学》有反西方论(anti Westernism)的倾向,而且将“东方学现象是整个西方的隐喻或缩影,实际上应该用来代表整个西方”[23]归结到作者身上,并且他们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整个西方就是那些曾经遭受过西方殖民者统治的地区,如阿拉伯和伊斯兰、伊朗、中、印等非欧洲民族的敌人。

第二个误解是“一个掠夺性的西方和东方学是对伊斯兰和阿拉伯的一种侵犯”,[24]将作者在书中想通过对东方学的批评而表达出自己的反本质主义(anti-essentialist)思想理解为对伊斯兰主义或穆斯林原教旨主义的支持。其实,作者本身对诸如东方和西方这类类型化的概括是持反对态度的,而且他也在“避免对东方和伊斯兰进行‘辩护’”或对之采取搁置的态度。[25]尽管萨义德本人认为像“东方”和“西方”这类的词“没有与其相对应的作为自然事实而存在的稳定本质”,[26]并且在其书中已经明确说自己没有兴趣去揭示真正的东方和伊斯兰究竟是什么样的。但是,在阿拉伯世界,《东方学》依然是作为的伊斯兰和阿拉伯的系统辩护而被读者讨论的,自然,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误解了。

对于存在于民族主义中的偏执的本土主义和好斗的军国主义的倾向,作者表达了他的强烈的批评态度,同时提出应对阿拉伯人生活的环境、巴勒斯坦的历史和以色列的现实进行批判性的考察,最后作者说:“只有以和平对话的方式才能缓解无休无止的战争给阿拉伯和犹太这两大民族所带来的苦痛。”[27] 尽管作者一再强调自己的这个立场,遗憾的是,阿拉伯世界对《东方学》的理解中依然忽视了他对民族主义狂热者的批判。

误解总是不可避免的,正如萨义德曾经说过的:“理解人类状况的第一条规则,是人类生存在二手世界里。”[28] 误解的根本原因可能在于萨义德所感兴趣的是“话语如何遮蔽和扭曲了东方,而不是遮蔽什么”[29]

 

三、《东方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正如蔡源林所言:“本世纪的最后这十年中,影响美国的社会与人文科学领域最普遍与最深远的一股思潮,毫无疑问是‘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而其影响将持续地进入下一个世纪的西方学术与知识分子圈内,甚至向第三世界国家挺进,而使80年代崛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形见绌。”[30]

作者指出他写作本书的原本目的是希望能将知识分子从东方学这个思想体系的牢笼中解脱出来,然后创造出自己新的研究,以一种包容的心态、具有可操作性的方式来阐明阿拉伯和其他民族的历史。[31] 而实际上,该书所产生的影响或许已经大大超出了作者的想象。

《东方学》的问世标志了后殖民主义的诞生。后殖民主义对许多研究领域,诸如对非洲和印度话语的研究、对人类学、政治学、艺术、文学、音乐等的重新建构,对女性、少数民族等的研究,对社会底层边缘人物的研究,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指出的,“最重要的是,历史学” [32]也受到了冲击。在印度学领域,一场由拉纳吉·古哈(Ranajit Studies)倡导的从事所谓的下层研究(Subaltern Studies)的史学革命已经对世界范围内的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学界也发生了热烈讨论萨义德的现象,甚至“催生了中国史的后殖民批评”。[33]后殖民理论同样为中国学者研究和分析西方汉学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和启迪。汉学在西方已有相当长的历史,汉学又涉及到中国的形象问题。中国的形象在西方有一个由赞美到丑化的演变过程。[34]西方汉学兴起的年代正好是西方国家向东方殖民的时期,汉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大学的设立“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35]此后,西方汉学“对中国经典的误读,对中国历史的误解和对西方舆论的误导亦相当严重”。[36]西方学者和中国的学者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方法上明显有着不同,其深层次的原因可能与萨义德所讲的外在性和内在性的矛盾相关。

虽然萨义德在书中谈论的对象并不包含中国而只是包含所谓的“近东”地区(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以西方为地理坐标的),但是,正如作者所强调的,他所指向的是西方的话语权力。“东方学”只是作者在批判西方话语权力时所引用的一个典型的靶子和代表。

所以,汉学也同样存在着与“东方学”类似的问题,即西方处于话语霸权的支配地位——他们或许是有着善意的误解,也或许是出于军事的、经济和文化的渗透等不可告人的目的。[37]西方对于中国来说永远是作为他者的身份来解读中国(历史)的,中西学者对中国的研究对象、方法等也有着较大的不同,正如在2007年世界汉语大会上德国汉学家施寒微所讲:“欧洲的中国研究只能在欧洲确定自身身份的语境中才能被理解。”[38]

作者在书中提到“近东当代文化受欧美模式的主导”[39],同样,中国的近现代历史研究也明显受到欧美模式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或许没有像东方学所遭受到的那样严重)。

其实,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霸权文化的实力。比如关于人权问题、宗教问题和知识产权问题等,当我们对西方进行反驳时显得是那样被动和苍白无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还“拿不出一套完全摆脱了西方权势话语的论述方式”[40]

最后,我们需要反思一下,萨义德——作为一个美国学者,难道真有资格来为巴勒斯坦说话吗?他是巴勒斯坦人还是美国人?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他本身对后殖民理论的建构是不是同样也是正如他自己所批判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体现呢?

 

[1] 其主要著作有Culture and Imperialism (1993), 汉译《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Orientalism (1978),汉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2007年重印);Out of Place: A Memoir (1999) ,汉译《乡关何处》(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汉译《格格不入-萨义德回忆录》(三联书店);Parallels and Paradoxes: Explorations in Music and Society (与丹尼尔·巴伦博伊姆对话集)(2002年);The Question of Palestine (1979);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1994) 汉译《知识分子论》(三联书店,2001年);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 (1983).

[2] 以上来源于[美]爱德华·W. 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2007年,封面介绍。以下注释凡是出自《东方学》一书中,均不再注明作者和出版时间。

[3] 《东方学》,第6页。

[4] 《东方学》,第70页。

[5] 《东方学》,第137页。

[6] 《东方学》,第257页。

[7] 在作者看来,萨西是东方学的开创者,他代表着东方学作为19世纪一门有着革命浪漫主义根源的学科的产生及其地位。而赫南属于东方学的第二代,是其继承者,其任务是加固东方学的继承话语,为其确立学术的世俗的机构。详细论述参见《东方学》第169页。

[8] Bernard Lewis,美国伊斯兰教及中东史研究专家,在美国学界被称为相关领域的“大师”。序言第6页。

[9] 原文即是如此。《东方学》,第413页。 

[10] 《东方学》,第3-4页。

[11] 《东方学》,第4页。

[12] 《东方学》,第4页。按照张宽的理解,“福柯认为,话语无法传递本质,表现总伴随着扭曲,叙述中不可能显露真理。主体需要客体,是为了验证自身,而不是去理解对方。任何知识都参杂了想象成分。知识带来权力,而更大的权力反过来有要求更多的知识。知识是主体藉以征服客体的工具,知识就是霸权。萨伊德把福柯以上较为抽象的论说具体化了”。参见张宽:《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载于《瞭望》新闻周刊,1995年第27期,第37页。 

[13] 《东方学》,第61页。

[14] 《东方学》,第257页。

[15] 《东方学》,第49页。

[16] 《东方学》,第51页。

[17] 伊夫林·巴林(Evelyn Baring, 1841—1917),即克罗默勋爵 (Lord Cromer),英国军官和外交家,曾任英国驻埃及代表和特命全权总领事(1883-1907)。第43页译者注释。

[18] 亚瑟·詹姆斯·贝尔福 (Arthur James Balfour)(1848—1930),英国保守党领袖、首相、外交大臣,1917年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第37页译者注释。需要说明的是作者在脚注中误把其生平时间当作了外交大臣在任时间。

[19] 《东方学》,第157页。

[20] 2003年版序言,第4页。

[21] Fouad Ajami,黎巴嫩裔美国中东问题专家。序言第6页译者注。

[22] 《东方学》,第425页。

[23] 《东方学》,第425页。

[24] 《东方学》,第425页。

[25] 《东方学》,第426页,重色和引号为原文所标识。

[26] 《东方学》,第426页。

[27] 《东方学》,第434-435页。

[28] 庄礼伟:《痛苦的内心战争——萨义德逝世两周年纪念》,见于学术中华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5012。在该文中,作者还提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萨义德和儿子扔石头比赛的镜头被记着们解释宣传为是他对以色列的宣战和对巴勒斯坦的支持!

[29] 王炎:《重新认识萨义德和他的<东方学>》,载于《外国文学》,2004年第2期,第34页。

[30] 爱德华·萨依德:《东方主义》,王志弘、汪淑燕、庄雅仲等译,台北: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5年,“导读”第4页。

[31] 《东方学》,第436页。

[32] 《东方学》,第451页。

[33] 章辉:《学科·知识·权利——<东方学>的核心命题及其对当前文学批评的启示意义》,原载于《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3卷第6期,第704页。

[34] 早期,中国的形象在西方人眼中是正面的,而且还多带有夸张的赞美色彩,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马可·波罗游记》和其它早期来华传教士的报告、笔记中看出。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也对中国赞赏有加。但是,伴随着国势的衰微,中国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也逐渐由好变丑s,到19世纪中叶时中国的形象变得极其丑陋和低下。

[35] 张宽:《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第36页。

[36] 王炎:《重新认识萨义德和他的<东方学>》,第33页。

[37] 美国新一代的汉学家,许多人与军方、外交界、情报界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费正清教授早于1846年就受雇于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华裔学者夏志清教授相当一段时间内曾供职于美国蒙特利海军语言学院,领取军方的薪俸。参见:张宽:《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

[38] 《新京报》,2009年3月29日。

[39] 第415-416页。作者这样深入论述:“东方的学生(和东方的教授)仍然想跑到美国并且投到美国东方学家的麾下,然后回来向本地的听众重复被我一直称为东方学教条的那些陈词滥调。这一再生产体制的必然结果是,东方学者将因他在美国所受到的训练而睥睨其本国同行,因为他学会了如何有效地‘操作’东方学的话语;而在他的‘老板’——即欧洲或美国的东方学家——眼中,他则永远充当一个‘本地信息提供者’。”第416页。

[40] 张宽:《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第37页。

 Leave a Reply

You may use these HTML tags and attributes: <a href="" title=""> <abbr title=""> <acronym title=""> <b> <blockquote cite=""> <cite> <code> <del datetime=""> <em> <i> <q cite=""> <s> <strike> <strong>

(required)

(requi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