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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学如何影响晚清士人的阅读结构

【摘要】晚清时期,随着国门洞开,西方传教士、商人和官员等纷纷涌入中国,西方的科技和文化在经历过清中期的一段蛰伏期之后,开始重新传播。翻译出版的大量西书,不断充实着读书人的“知识仓库”,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士人的“读书秩序”,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随着西书的增多和受众的普及,一大批新名词和新概念开始在社会各阶层流行,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西学东渐” 阅读结构 晚清变局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西学一词,至迟在南宋就已出现,指西方传来的佛学。晚明时期,西学有了新的含义,主要是指由传教士传入到中国的西方科技、文化及其作品。晚明和清中前期,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世界地图、新奇器物等,已为宫廷和士大夫所熟知。然而,至清康熙时期,因中西礼仪之争,中国禁止传播天主教,雍正、乾隆时期,又相继谕令禁之,西学由此几乎陷入停滞状态。然而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沿海沿江多个城市被迫开放成通商口岸,国门由此洞开。欧美传教士、商人和官员等在通商口岸传教、经商、驻军,西方的科技和文化也随之一拥而入,给近代中国带来了巨大影响。

晚清“西学东渐”经历的四个阶段

晚清西学东渐,按照学者熊月之的观点,可大致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1811—1842年,为初创阶段。1807年9月,英国人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几经周折,到达澳门和广州。马礼逊是西方第一个到达中国大陆的基督新教传教士,也是揭开新一轮西学东渐序幕的第一人。1811年,他在广州出版了第一部近代中文西书,具有开创性意义。经过十多年努力,1823年,他将《新约》《旧约》全部重新翻译出版,取名《神天圣书》,这是第一部完整的《圣经》中译本。同时,他也对中国的儒家经典,如《三字经》《大学》等很感兴趣,将之翻译成英文。此外,他还编印了中国第一部《华英字典》。1815年,英国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和马礼逊在马六甲创办《察世俗每月统计传》,主要向中国读者介绍基督教,但也有一些介绍西方历史文化和自然科学的内容,为近代第一份中文期刊。因清政府政策限制,传教士主要在南洋一带活动,他们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建书院、印刷书籍、办报刊等,在东南亚当地传播西学,对华人有着重要的影响。

这一时期,共出版中文书籍和刊物147种,大部分为宗教读物,另有30多种介绍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书籍。这些书刊都是早期“知识仓库”的重要一部分,对清代社会产生了较大影响。

1843—1860年,为第二阶段,此时西学蔚然成风。这一时期,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加上香港,共出版各种西书434种,其中3/4为宗教类宣传物,其余则为人文社科、天文、数学、医学等书籍。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编译了大量西方医学作品,其中《全体新论》为近代最早的解剖学译作。其它领域的开创性译作也层出不穷,如《算法全书》《天文问答》《代微积拾级》《重学浅说》《植物学》等,分别是数学、天文学、高等数学、力学、植物学等领域的第一部近代译作。

一些开明的中国士人,如魏源、徐继畬、梁廷枏等,开始从西学译作中汲取营养,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地理和科技等。一些知识分子开始积极参与翻译西学的工作。例如,李善兰与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后九卷,终于使之完璧。1859年,两人通力合作翻译的《谈天》,对太阳系结构、万有引力定律、太阳黑子等都有所涉及,自成体系,享有盛誉,曾多次重印。

1860—1900年,西学进入另一个新阶段。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在全国兴起,西方先进的技术成为迫切需求。为培养急缺的翻译人才,京师同文馆于次年创立。全国各地的翻译和出版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这些译书机构,既有教会系统的,如广学会、益智书会,也有官办的,如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天津机器局,还有民办的,如商务印书馆、时务报馆等。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地位的提升,上海成为西学传播的核心城市。全国的译书机构,除在广州、北京的几个城市之外,大部分都集中在上海。仅上海一地,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就占全国总量的77%,质量较高,影响最大。

这一时期,传教士深入各地传教、讲演西学,新式学校在全国各地开花,报刊杂志种类繁多。由此,西学的受众从之前的上层社会逐渐扩大至基层民众。上自光绪皇帝、封疆大吏,下至童生秀才、普通百姓,从沿海城市到内地乡野,从宫廷到民间,都在议论西学。一些开明的传统士大夫,身体力行,提倡西学。

1900—1911年,为第四阶段。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一些仁人志士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失望,开始关注日本,留日渐成风潮。受此影响,西学传播的内容和方式也开始改变。之前,中国主要直接翻译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作品。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作品,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变革。随着留日学生的增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掌握了日文,并且日文中多有汉字,这就给翻译带来了诸多便利。1900年之后,从日文转译成中文的西学著作开始增多,成为西学输入的主要来源。所译西书,人文社科比重逐渐增高。三年间,历史、文学、哲学、法学等著作有327种,占61%。这与之前译书偏重自然科学的情况,刚好相反。这十余年间,也是西学译著的爆发期。据统计,仅从日文、英文和法文编译的西书,至少有1599种,此数量是之前九十年间编译西书总数的两倍多,约占整个晚清译书的70%,呈现出井喷式发展态势。

按照学科属性,西学主要可分为三大类: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及综合类,涉及政治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数理化、天文学、医学、生物学、农学等几乎所有近代学科。如此繁多的西书,不断出现在市场,充实中国士人的“知识仓库”。因翻译出版的西书多达数千种,初学者往往不得门径,常会陷入泥淖,故亟需书目指南。1894年,康有为赴广西讲学,留下《桂学答问》。之后,其弟子梁启超又编纂《西学书目表》,金针度人,引导士人阅读西书。该书广受追捧,一时“洛阳纸贵”。维新派人士叶瀚认为梁启超的书目“不便于初学”,于是又新纂《初学读书要略》,为学子提供西学入门读书法。《湘学新报》创刊伊始,便策划推出了“书目提要”专栏。这也成为徐维则《东西学书录》的重要参考来源。西书指南的出现,为士人提供了学习西学的方便门径,士人多以之为重要参考,这无形中进一步强化了新的“读书秩序”。

西学的发展影响了传统士人的“读书秩序”

西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了科举考试。1876年,上海格致书院正式成立。格致书院为近代中国最早的中西合办的新式学堂,聚集了一批当时重要的西学人物,如徐寿、华蘅芳、王韬、傅兰雅、林乐知等。晚清著名的思想家和政论家王韬担任院长期间,积极引导学生学习西学,将新知识纳入考试范围。19世纪末,传统的科举制度面临着不得不改革的大趋势,一些维新人士顺应形势,推广西学。1891年,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创设湖北算术学堂和方言商务学堂,之后又开办矿业学堂、工业学堂、自强学堂等,将数学、商务、外语等西学纳入学习范围。1894年,江标出任湖南学政,力主改革科举考试内容。江标饱览西书,熟悉西学,反对传统的八股取士,认为西学具有实际效用,积极将算学、天文、化学、医学等西学纳入考试范围,使各方面的实用人才脱颖而出,为实现富强之道选拔人才。三年后,徐仁铸继任,一上台就发布了《湘士条诫》《轩今语》等,继续引导学生学习西学,增加西学在考试中的比重。考试和选材方式的变化,改变了一些士人的人生命运。

西书的出现直接影响了中国传统士人的“读书秩序”,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王韬年少时,曾随其父熟读四书五经,18岁时考中秀才。1847年,他到上海探亲期间,参观了墨海书馆。王韬对馆内的活字印刷机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为他以后的人生转折埋下了伏笔。次年,为维持生计,他到墨海书馆工作。十余年间,他与传教士合作翻译出版了《圣经》《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西国天学源流》等重要西学著作。同时,他还阅读了众多西书,如《大英国志》《大美联邦志略》等。1867年底,受友人帮助,王韬赴欧洲各国游历。访欧两年间,他遍览法国、英国等国名胜古迹,曾拜访过法国著名汉学家儒莲(Stanislas Julien),并应邀赴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做学术演讲。回国后,他将自己的游历收入《漫游随录图记》,并在《华字日报》、上海《申报》等处连载自己的观察与思考。后来,他又将21万字的《普法战纪》单独出版发行,引起李鸿章等人的重视。该书传入日本后,受到日本读者的欢迎。1874年,他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在报上发表800多篇政论文章,宣传变法和自强,对后来康有为等人的思想有着较大影响,被誉为中国维新变法运动的先驱。

康有为少年时期曾受到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对四书五经了如指掌,受宋明理学影响较大。1874年,17岁的康有为第一次看到《瀛环志略》,始知外面的大千世界。之后,他多方搜求西书,从西学中汲取营养,逐渐萌生了维新变法的思想。蔡元培同样自幼年便在传统的私塾读书,对儒家经典烂熟于心,青年时代的蔡元培是传统士人的一个典型代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牵动着无数士人的心,身为翰林院编修的蔡元培多方搜求战情,并开始对日本产生浓厚的兴趣。为此,他广泛涉猎《日本新政考》《东槎闻见录》等一系列西书。通过饱览西书,他开始同情维新派,主张变革。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他开始学习日语,对西学的认知也进入了新阶段。不久,他开始参考日本译本,编译了一批西书,如《哲学要领》《中国伦理学史》等。蔡元培不仅是西书的读者,同时,他也不断将西学吸收、转化成自己的语言,为晚清“知识仓库”贡献了自己的思想资源。

随着译书的增多和受众的普及,一大批西书中出现的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开始在社会各阶层流行。或许,今人对一些名词,如社会、抽象、政党、民权、主义、观念、唯物、主观等,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在当时,这些都是新出现的名词术语。这其中,很多都是从日本引入。当然,这些新名词的普及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受到了层层阻力。张之洞,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力主添设新学科、派遣留学生、创办新学堂、建铁厂等。他主张新旧兼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对一些新名词,却颇为反感。张之洞有次批阅公文时,看到文中有“新名词”,遂批曰“新名词,不可用”。一位年少的下属见状,便顺手递了张字条给他,上曰“‘新名词’亦‘新名词’,不可用”。张之洞看到后,又惭又怒,竟日不语,埋首故纸堆,想从中找寻古书依据,却寻而不得,只好作罢。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因新名词无孔不入,已渗入社会方方面面,所以即便是那些对新名词十分反感和排斥的人,也不得不使用新名词,否则,“几不能开口动笔”。由此可见,西学已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给近代中国带来了深远影响。

(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导)

【参考文献】

①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修订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②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学阅读史(一八三三~一八九八)》,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

③章清:《会通中西: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基调及其变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④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责编/银冰瑶 | 美编/杨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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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参考文献,原刊少了2-4,特此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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