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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游客眼中近代中国澳门的社会景象

摘要:19世纪至20世纪初,来自欧美的商人、官员、宗教人士等纷纷访问中国澳门。他们或陶醉于澳门优美的风景,或关注澳门的商业和工业发展,或惊讶于中国独特的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或赞叹中西文化的和谐相处,或激烈谴责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其中一些游客还留下了游记、日记、书信等记录,成为当时外界观察澳门的第一手翔实资料,弥足珍贵。通过对这些珍稀文献的发掘和整理,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澳门社会生活的万千姿态和更为真实的澳门社会原生态景象。

关键词:欧美游客;澳门;工商业;社会习俗;游记

作者:马光,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

基金:澳门理工大学资助项目“近代粤港澳鸦片与禁毒问题研究”(项目号:RP/PCHS-06/202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鸦片战争后港澳对外贸易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6ZDA130)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原刊:《国际汉学》2022年第4期,第93—100页

 

自16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澳门便是中西交流的重要通道。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大门洞开,大量欧美商人、官员、宗教人士等访问澳门,其中一些游客还留下了相当多的游记、日记、书信、出使报告等文献。以往官方档案多关注政治、军事、经济等宏大问题,却对普通民众的生活和一些细节问题缺少观照。欧美游客留下的这些记录,皆为作者亲身经历,为当时外界观察中国澳门的第一手资料。诸多外国游客都是第一次接触东方,对古老的中国文明充满了好奇,一些中国人习以为常的风俗文化、饮食习惯等,在他们眼中则充满了异域色彩。正是因为这种新鲜感和陌生感,他们的观察视角颇为独特,考察内容也丰富多彩,既有对自然环境的赞美,也有对贸易和工商业的批评,还有对民俗生活的细致观察,诸多内容和细节不见于中文资料,弥足珍贵。

目前,学术界对这些重要的文献已有一些研究成果问世,然而,鲜有学者从整体视野来论述欧美游客眼中的近代澳门社会景象。鉴于此,本文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欧美来澳游客,深入发掘、整理和分析其所留下的记录,从多个角度考察近代澳门社会的方方面面,力图展示近代澳门的社会生活图景。

一、近代赴澳的欧美游客

明清时期到访中国澳门的游客大致可分为五类:第一类是来自中国内地的商贾、小贩、工匠和渔民,数量最多;第二类是用军舰、枪炮武装起来到澳门进行贸易的外国商旅,以葡萄牙人为代表;第三类是以传教为目的的宗教人士;第四类是以观光、考察异域文化和习俗为目的的旅行者,这部分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影响颇大;第五类是作为官方的代表,到澳门进行公务活动的政府官员或政府代表。[1]

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赴澳欧美游客种类广泛,基本涵盖了以上种类,兹举其中几个典型代表:

奥古斯特·博尔杰(Auguste Borget,1808—1877),法国著名画家。1836年10月,博尔杰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环球之旅。1838年8月,他抵达中国,沿香港、广州等地旅行,10月底到达澳门,一直待到次年6月。旅澳期间,他创作了大量绘画,并记录下了他对澳门生活的观察和体验。[2]

马休·卡尔布莱斯·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美国海军将领。1854年,他率领黑船远征军打开了日本的国门,并与日本签署《日美亲善条约》,由此闻名于世。1854年,佩里访问中国澳门,并在其著作中记录了与澳门相关的内容。[3]

卡尔·李特·冯·舍尔策(Karl Ritter von Scherzer,1821—1903),奥地利学者。1857—1859年,舍尔策搭乘奥地利战舰作环球之行。1858年,舍尔策到达中国澳门。当时,鸦片战争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排外心理,澳门邻近地区动荡不安。在这种情况下,舍尔策对澳门的观察记录更显珍贵。[4]

贝尔纳多·皮涅罗·德·梅洛(Bernardo Pinheiro Correia de Melo,1855—1911),阿尔诺索伯爵(Count of Arnoso),葡萄牙王室贵族。1887年6月,他随同使团来华,前往北京签署第一个葡中条约,23日上午8点,他登上战舰,离开香港,下午一点钟,战舰驶入了澳门南湾前面的锚泊地。[5]

安东尼奥·塞吉奥(António Sérgio,1883—1969),葡萄牙教育学家、哲学家、记者。1894年,他在里斯本进入陆军军校学习。1901年转入海军,三年后毕业。1904年10月16日乘炮舰动身前来中国澳门,1905年1月下旬抵达,逗留至同年11月。[6]

阿丰索·埃乌吉纳·于勒·埃及尔(Alphonse Eugène Jules Itier,1802—1877),法国业余摄影师。1844年,埃及尔随法国代表团到中国澳门与中方谈判签订和平条约。他随身携带有一架相机,这是中国境内的第一架相机,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10月24日,“阿基米德”号蒸汽战舰停泊在黄埔港,中法签署《黄埔条约》,埃及尔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历史时刻。[7]

亨利·里斯本(Henrique C.R.Lisboa,1847—1902),曾任巴西驻华特使团秘书。1880年6月,他到达中国澳门。[8]1888年,他出版了自己的旅行回忆录《中国与中国人》,曾为中国的巴西移民进行辩护。[9]

卢尔德维奇·德·波瓦(Ludovic Hébert de Beauvoir,1846—1929),曾随德·庞蒂埃弗尔公爵(Duc de Penthièvre)一起周游世界。1867年2月,二人抵达澳门。为方便他们游览,澳门总督特地提供了一艘小艇,他们因而得以游遍当地名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对往海外贩卖中国苦力的“窝棚”进行了细致观察,并发表了长篇大论,引起世人的强烈反响。[10]波瓦后来出版了几部游记,大获成功。[11]

乔治·维沃勒尔斯(Georges Weulersse,1874—1950),法国人,在校期间,曾获旅行奖学金。1900年到中国考察,1902年,他的法文著作出版,其中一章对澳门的社会景象进行了详细描述。[12]

更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位来自美国的女性游客哈里特·洛(Harriet Low,1809—1877)。1829年5月至1833年9月,她曾居住在中国澳门,她和她的叔母成为首次到访澳门的美国女人。在澳期间,她写了大量的日记,并与家人有不少书信往来。这在当时社会情况下显得很珍贵。[13]

二、贸易下滑与工业起步

(一)由盛而衰的贸易

鸦片战争之后,香港作为自由港开埠,由此给澳门带来了沉重的竞争压力。澳门的经济状况随着贸易的衰落也不断下滑。众多游客都对澳门经济颓势做出了自己的判断。早在1854年,佩里将军访问澳门时,就已指出澳门商业的衰落:

昔日的澳门商业茂盛,一本万利,遐迩闻名。如今却已荡然无存。眼下澳门似乎仅依赖小额沿海贸易,小股驻军的军费以及来澳门避暑肆意挥霍的英美富商的消费来维持……然而,时至今日,繁华的盛况和商人的壮举均已销声匿迹……自建大船始,来澳门的船舶能驶入内港的寥寥无几。[14]

1867年,德·波瓦公爵访问澳门时,对澳门经济衰落的原因做出了分析。他认为香港开埠对澳门经济造成了致命打击,从此澳门只剩下几艘从事苦力贩卖的旧木船在其港口下锚。据其记载,1865年从澳门出港的船只已从30年前的1000次下降到206次,贸易几乎仅限于进口鸦片和出口茶叶。当时,澳门的所有捐税全由华人负担。由于经济不景气,澳葡政府只能从赌场、鸦片和苦力贸易中榨取大量税收。例如,澳葡政府从赌场征收了50万法郎,从鸦片和苦力贸易中获取了30万法郎,而当年的财政预算总额只有118.8万法郎,可见,这三者就已经占了澳门财政收入的67.3%。[15]

法国旅行家布斯凯(Georges Bousquet)评价道:“这个昔日对整个中国甚至对日本也施加影响的兴旺强盛的城市,今天只剩下自己的影子,它煊赫一时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16] 1880年,从澳门出发驶往外地的船只由繁荣时期的1000艘锐减到200艘,而且其中大部分是近海小船,用来运送从澳门到香港的茶叶。[17]

1900年,维沃勒尔斯在澳门考察时,看到澳门最热闹的南湾也呈现出萧条景象,不禁感到万分遗憾:虽然南湾比城内某些区域热闹,但海湾依然缺少生机。一辆辆人力车排在那里,几个小时都无人问津。有时整个海湾几乎阒无一人,甚至连清扫落叶的清洁工都看不见。[18]他认为,“尽管比其糟糕的军事衰落稍微好些,澳门的贸易衰落也同样无法避免……大轮船已无法在澳门停靠。这就是为甚么[中国]香港超过了葡萄牙这块古老商站的原因之一。”[19]

(二)逐渐起步的工业

近代澳门贸易由盛而衰,迫使当地转而发展工业,如鸦片和烟草加工业、茶叶加工业、水泥制造业等。[20]学术界对鸦片战争前的澳门及其附近地区的鸦片贸易、走私、禁烟等问题已多有研究,但是对鸦片战争之后的澳门鸦片问题却缺乏应有的关注。[21]殊不知,鸦片战争之后直至1946年前后,澳门的鸦片问题依然严重。[22]囿于史料,以往学者对澳门鸦片的制作加工情况所知甚少,而到澳门游览的欧美游客留下了一些相关记载,为我们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阿尔诺索伯爵称鸦片馆为“俱乐部”。他对鸦片烟馆有着细致的观察和详细的描述:室内的地方并不大,但是里面隔成了许多小房间,房间里摆着吸鸦片用的床,真像在墙上挖的洞,里面放上一张木床,就变成了房间。仅有的一点点空间也被雕琢精致的木栅占据了。所有的鸦片馆内都摆满了这种木栅,甚至有的在客厅中央用木栅隔出了好几个房间。床或地铺着席子,供两个要好的朋友躺在上面抽鸦片还是很宽畅的。床的中央放着雕漆托盘,上面摆着烟枪、酒精灯、盛鸦片的小盒子,还有往烟枪内填塞鸦片用的金属钻子,床尽里头靠墙根的地方摆着两个用木头做的中国式枕头。烟枪的形状像一根长笛,其中一端是一个填塞鸦片的烟锅,呈圆肚形,上面有一个小孔穿过。鸦片馆里的家具非常豪华,一般都是用罗望子木制作的,上面镶嵌着大理石板。[23]

阿尔诺索伯爵还生动描述了一位叫Lam Hami-Lin的中国人抽鸦片时的情况:他竖着侧躺在床上,头枕着硬邦邦的枕头,慢慢地托起烟枪,小心翼翼地拿起装着鸦片的小盒子,然后点燃了灯,用金属钻子刮了一点胶黏的鸦片膏,伸到了火苗上。鸦片膏遇火像蜡烛一样燃烧起来,他用手捻动金属钻子一个劲旋转,不让鸦片膏掉下来。几分钟后,当烟膏变成了一个发出香味的小圆球时,他一边将其填入到烟枪顶端的烟锅内,一边将烟锅靠近火苗,眯缝着双眼,吮吸着鸦片膏发出的特别的香味。对于鸦片的危害,阿尔诺索伯爵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评论道:“英国的新教徒们向中国输入了两件东西:《圣经》和鸦片,前者用于拯救人的灵魂,而后者则要消灭人的身躯。”[24]

1900年,维沃勒尔斯参观考察了澳门当地的一家鸦片加工厂,并留下记载:

鸦片厂是澳门的几大厂家之一,也是澳门的财富之一,每年至少为当地政府赢得178 000皮阿斯特。全厂有300工人从事鸦片的生产,拥有一架全澳门唯一的蒸汽泵。鸦片装在椰子壳颜色的粗磁罐里从印度运来。每只用沥青涂抹并用厚布包着的箱子装着用草席隔开的三层磁罐,每层的磁罐又分别用木屑填塞,用软木固定。人们把磁罐一只一只地取出,又一只只地过秤。澳门的鸦片享有盛誉,大量出口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这是本地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也是盈利丰厚的产业之一;一小盒鸦片在澳门只值6皮阿斯特,而在旧金山却是澳门的三倍。[25]

从笔者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维沃勒尔斯的这份记载,是唯一一份有关澳门鸦片加工厂内部生产场景的资料。

维沃勒尔斯还详细描述了一家烟草厂的生产情景:走进这家烟草大工厂,首先看到的是选料大车间。这里的颜色很有趣,建筑木料、女工们的衣服、她们坐的凳子、盛放烟叶的篮子,甚至从一个带栅栏的窗口看到的外面的院墙,全部是和烟叶一样的褐色。半明半暗的光线下,女人们和孩子们乱哄哄、叽叽喳喳。穿过工厂院内的一条小巷和天井,一个潮湿阴暗的棚屋便是压榨车间,里面晃动着一个个光着身子白条条的身影。十二部压榨机排成一行,的确是座庞大而原始的烟草工厂!每台压榨机由几个主轴构成,轴的一头固定在又粗又沉的铁索铰链上,另一头则与手动绞车相连。整个大棚,全靠从门口或透过棚顶不大的天窗破玻璃射进来的那点光线取光。棚顶的横梁上吊着卷起来的草席和被单,箱子、工具和机器部件扔得乱七八糟——这就是工人们的宿舍。棚子一角摆着几张桌子,桌子上面放着杯子和碗具,这自然是餐厅了。院子里杂乱无章,猫狗来回乱窜,绳子上到处晾着衣服,有生着火做饭的炉子,有当便池的大桶。在几根下部涂成红色的柱子前,还点燃着不可缺少的香柱。[26]

此外,维沃勒尔斯还参观了一家茶叶作坊和水泥厂,特别对女工劳动的场景进行了细致描写。[27]澳门的水泥制造业历史也很悠久,青洲水泥厂当属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水泥厂。1886年5月11日,香港律师艾云斯(Greasy Ewens)获得在青洲设立水泥厂的许可,1889年6月7日,青洲水泥厂向澳葡政府依法办理成立手续。[28]水泥厂的厂房位于内港,以便从广东购入石料及出口水泥到中国内地。他提到,英国开办的这家水泥厂,每年只需向澳葡政府缴纳400皮阿斯特和所生产的每吨水泥的百分之十。水泥厂虽然给澳门带来了不少的经济效益,但烟囱破坏了那里的景观,也造成了严重的污染。[29]

三、畸形发展的博彩业与苦力贸易

(一)赌场遍地与赌客嗜赌

澳门的博彩业由来已久,早在1810年,为了给葡萄牙人开办的仁慈堂筹募善款,澳葡政府开始批准发行西式彩票。[30]1846年2月,澳门发布准许开设番摊赌馆的总督训令,后来亚马留(João Maria Ferreira do Amaral)总督把中式赌博如番摊、闱姓、白鸽票等合法化。[31]从此,博彩业得以迅速发展,最终成为近代澳葡政府税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到中国澳门的欧美旅客,通常都会参观赌场。亨利·里斯本对澳门的赌博尤其是番摊进行了详细介绍。[32]1900年,正在澳门考察的维沃勒尔斯也生动地记录了他所见到的赌场和赌客。[33]1905年,塞吉奥在澳门期间,还参与了一次赌博。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提到了自己的赌博经历。[34]1939年,当费雷依拉·德·卡斯特罗来到澳门时,也参观了某家赌场。[35]他们都对赌场的热闹场景和中国人的好赌留下了深刻印象。阿尔诺索伯爵在其游记中,也详细描述了澳门的赌场。之前的史料与研究,多集中在博彩业的承充经营与税收等情况,较少记载赌馆内部运作与赌客参赌详情,故在此转述其记载:

澳门华人区有许多从事番摊的赌馆。赌馆内点着灯笼和蜡烛,白天全天对外开放,晚上一直营业至午夜。赌博一般都在二楼进行。番摊这种赌博形式,通常围着一张铺着席子的方桌子进行。庄主坐在桌子的一个边上,他按照所摊出的数字,将筹码放在桌子上,并当场支付钱给赢家。坐在他旁边的中国助手,眼前放着一个小木枱,上面摆着一架天平,他在准备找零钱,他将称好重量的钱币一一包在纸内,然后在外面标上它们的价值。庄主的右侧,另一位他的中国助手正在做开赌的准备工作。放在桌上中央的方木盘是供赌客们掷放赌注的。负责准备开赌的助手面前放着一堆铜钱,大约有二百多个,还有一个瓷碗或金属碗。他用碗从那堆铜钱中分出一小堆,并用碗将它们扣住,等赌客投注完毕,他掀开碗,手拿一根细长的木条将铜钱按四个一组分开,如果最后剩的是四个铜钱,投注4号的赌客便赢。

除了番摊之外,澳门还有其他许许多多五花八门的赌博形式。最后,阿尔诺索伯爵评论道:“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国人那样嗜好赌博。”[36]

(二)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

19世纪上半叶,世界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英、法、西班牙等国在南美洲建立大量热带植物庄园,各庄园主急需补充大批劳动力。这些殖民国家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劳动力取之不尽的源泉,视华工为最理想的劳工对象。中国澳门因地利之便,很快成为苦力贸易的一个重要大本营。[37]

1867年,在澳门考察的德·波瓦公爵详细记录了澳门的苦力贸易活动。从事苦力贸易的人贩子,通常会打着“为苦力移民牵线搭桥”的旗号,却从事着公然贩卖人口的勾当。澳门一家人贩公司,外表布置十分高雅。左右两边的长长过道里,一个个“库房”装满了即将“移民”的中国人。他们被集中在那里,个个面色惨白,神色凄惶,衣着褴褛,蓬首垢面。这些华工,或是欠了债的赌徒,或是被海盗掳走的贫苦渔民,或是在内地械斗中被俘虏的人。每年,澳门约有5 000华工前往古巴哈瓦那(Havana),8 000华工前往秘鲁卡亚俄(Callao)。一旦受骗负债,落入募工者的魔爪,这些可怜的华工便被送到债主的窝棚。募工者与官吏签订协约,前者每送一名华工可得40法郎至50法郎,后者从中抽取小费。从事拐卖人口的掮客每交出一名华工可得50法郎,卖身者自己得300法郎。一个贩卖人口的老板是有一半黑人血统的葡萄牙人,手里拿着一根粗大的丧命棍,时刻准备用来对付反抗。他一天就能从来自广东、广西和湖南的掮客手里得到上百名苦力,总共付出3万法郎。

在把苦力送进舱底以前,窝棚主必须先让他们在葡萄牙“检察官”面前列队甄别,然后再与船主拍板成交。此时,澳葡政府才开始履行职责。当华工被殖民当局问及究竟是否自愿出洋时,1 000人中往往总有200人鼓起勇气,拒绝出洋。如果他们拒绝出洋,那么出钱收买、运送和养活苦力的窝棚主们势必会损失惨重。所以,这些人往往会面临着凶残报复,他本人甚至全家都有可能面临着生命危险。经当局派员核实后,同意出洋的华工又返回窝棚。新法律禁止他们在6天之内外出,在此期间,殖民当局再次派员甄别,并对苦力说:“请拿定主意,你们还是自由的!”苦力们在船只起锚前往往要等待一两个月,在落船前还要经过两次甄别,公开表明他们完全出于自愿。在出发前一天,他们在“检察官”面前当场签卖身契。契约用中文和西班牙文写成,由应募华工、皇家检察官和西班牙领事签字画押,其主要条款如下:“我许诺为本契约持有人服役8年,每天工作12小时,并放弃在此期间的一切自由。我的雇主答应每月给我4皮亚斯特(20法郎),有饭吃,有衣穿,并在契约期满之日让我自由。”之后,这些华工便被海运到古巴和秘鲁等地。航海途中,华工备受折磨,曾多次发生沉船事故和暴动事件,导致华工大量伤亡。到达古巴之后,华工便被押到市场上,像牲口一般被公开出售。从中国澳门到古巴的甘蔗种植园或鸟粪采集地,苦力的身价也从300法郎涨到1 750法郎,这笔差价由经手人瓜分,即募工者得50法郎,窝棚主得400法郎,船主得500法郎,当地的售主得500法郎。[38]

惨无人道的苦力贸易造成了恶劣的影响。最终,1873年12月,迫于各方面的压力,葡萄牙政府被迫颁令禁止澳门苦力贸易。1874年1月,澳门总督发出通告,禁止澳门苦力贩卖,清廷也颁布关于停止招工的章程。至此,澳门的苦力贸易遂告一段落。[39]

四、独特的中国习俗与文化

(一)无所不吃与饭量奇大

在佩里眼中,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饮食习惯,而且饭量通常大得惊人。中国人的食物来源广泛,喜欢肉类和各种食品,不论多么粗糙,即使是咸鱼拌饭都吃得津津有味。看到中国人吃猫、狗、老鼠及其他各种动物的饮食习惯,佩里着实吓了一跳。他特别提道:“对于那些居住在船上的人家,一只肥硕的老鼠就是一件上乘礼物。烹鼠的方法是与米同煮,最后就是一道外表酷似法国珍珠鸡丁的名菜。至于味道,应问中国人,因为笔者相信尚未有哪位美国人或欧洲人真正品尝过。”

佩里认为,中国人饭量奇大。美国舰队的伙食量大质高,尽管如此,舰队雇佣的中国人总认为舰上的伙食根本填不饱他们贪食的胃口。中国人不仅把自己的那份饭狼吞虎咽,而且在船上四处游荡,收集残羹剩饭,整天缠着厨师要锅巴。佩里座舱的中国佣人,饭量是别人的三倍,他把米饭、面包、肉和剩菜拌在一起,送到肚内。只要膳食官稍有疏忽,他们见到食糖和蛋糕便偷。这种过度饮食导致他们“体形发胖,四肢变懒,犹如哑巴动物”。[40]

(二)畸形的裹脚文化

古代的中国女人通常会裹脚,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裹脚文化。中国女人对酷似山羊蹄的小脚引以为豪,对自然脚极为鄙视。据说,姑娘们从小就泪流满面地缠着母亲乞求裹脚,这将为她们带来较高的社会地位。中国女人精心侍弄这双不堪入目的小脚,裹之以各种色彩明快的布条,穿上做工考究、装饰丰富的带跟鞋。

这种习俗在外国人眼中自然是无比奇特。当然,外国人很难目睹到裸露的变形小脚,因为中国女人对裸露小脚非常反感。但是有一次,美国的医生说服一位在其诊所住院的13岁姑娘,当着她母亲的面,解开裹脚布,以满足佩里的好奇心。尽管中国女人将之视为一种时髦,但佩里却认为,这种畸形的裹脚,更像是蹩脚外科手术造成的结果。佩里仅仅瞄了一眼这双变形小脚,便不忍心再看了。[41]

(三)事死如生的葬礼

中国古代社会注重慎终追远,事死如事生,崇尚厚葬。阿尔诺索伯爵观察到,“中国人对死者表现了极大的尊敬,为他们举行场面壮观的葬礼,将其躯体装入用重质木材制作的棺材内。”墓地的选址,同样非常重要。通常,死者家属会事先请和尚选择风水宝地,以求让死者的灵魂得到永久的安息,并庇佑后人。中国人相当迷信,一旦生活不如意,或者生意不好,他们就会把逆境归罪于先人坟地风水不好。所以,人们往往把选择坟地的工作交给精明的人去办,这些人则变成了靠同胞的愚昧而生活的风水先生。风水先生就如同鞋匠一样,演变成了一种职业。对于风水师而言,水流经的路线,山脉的独特走向,坟墓特殊的位置,以及每迈出一步都会遇到的物体特定的位置与环境,都是大自然吉祥和邪恶预兆的展现,是可以看得见的实体。因此,墓址的选择一定要非常慎重。这一工作,往往费时费力,要用好几天才能完成。[42]

每年四月清明节,中国人会上坟祭祖,举行各式各样的祭奠仪式。从表面上看,祭奠仪式比较隆重,但在进行祭奠活动时,这些人表情都无动于衷,毫无宗教虔诚。尽管他们嘴上念着祷词,却接二连三地离开人群,有时甚至会笑嘻嘻地去看外国人作画。从这里大概也能看出,尽管祭奠祖先已经融进中国人的习俗之中,但是他们可能并不诚心喜欢,实际上,他们已摈弃了对祖先的信仰。[43]

(四)独特的小木帆船

德·波瓦公爵对中国的木帆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观察到,在香港与澳门之间狭窄的航道中,有很多华人小木船。这些船只设计大胆,造型优美,外表涂着想象丰富的图案,甲板上飘扬着鲜艳的旗帜和五颜六色的彩带,船头都画着一只巨大的眼睛,显然是希望上苍能保佑出海平安。然而,与华丽的外表相比,船舱内却到处堆放着破破烂烂的东西。这一带的治安比较混乱,骁勇善战的渔民为了生存,给每条船都配有武器:船首都架着三支枪,左右两侧也各架了三支,船尾还有三支。渔民通常是全家都生活在船上,有时可能几代人都拥挤在狭小的空间里,生老病死、婚嫁都在船上。

在澳门一个半圆形的港湾里,停泊着几千条小木船。这些木船仍然停留在帆船时代,只有依靠季风才能扬帆出海,然后等上五个月,待另一场季风到来,才踏上归程。船上有厚厚的席状船帆,由五根横向竹竿沿帆布表面把帆绷得非常平,显得非常笨重,但是船舵却做得小巧而又精致。船舵悬挂在一转轴上,可随所需压力大小而上下移动,舵手仅凭一根长长的木棍进行操作,就可以依靠奇巧的摆弄而使其所得到的力量增大五倍。中国人发现,若在阻挡水流的木板上开挖一些菱形小洞,则其阻水力将比整块木板还要大,这是因为舵前的水流此时将会旋转着争先恐后地流过那些小洞,这种你争我夺的结果增强了舵的阻力。[44]

五、小结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大门洞开,欧美各国人纷至沓来,作为中西交流重要通道的中国澳门,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面对古老的东方文明,他们充满了好奇。这种新鲜感和陌生感,使得他们的观察视角颇为独特。他们所流传于世的珍贵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近代澳门社会的另一种视角。

1841年,香港开埠,严重影响了澳门的经济发展,澳门商业每况愈下,外国游客都对澳门的衰败场景深有体会,无不发出哀叹。澳门的博彩业19世纪初就已开始勃兴,众多游客都曾参观过那些或奢华或简陋的赌场,有些人还亲身体验过赌博,留下了有关赌博场景的详细记载和生动画作。以往的官方文件,多偏重于博彩业税收和管理,这些私人记载和画作,为我们提供了更为生动真实的赌博场景。苦力贸易是19世纪澳门的一项特殊产业,1867年,在澳门旅行的德·波瓦公爵对澳门的苦力贸易进行了殊为细致的记录和严厉批评。他像一个无所畏惧的侦探,深入窝棚进行调查,将贪婪的人贩子、虚伪的澳门检验官、形同虚设的管理机构一一揭露,严加批评,并对那些遭遇惨无人道待遇的苦力报以深深的同情。一些游客还对澳门的工业,如水泥厂、鸦片加工厂、卷烟厂、茶叶作坊等进行了考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维沃勒尔斯对鸦片加工厂内部设施的详细描述,是目前所见到的唯一一份相关史料,极为宝贵。不少外国人对中国的一些独特习俗和文化,比如无所不吃的饮食习惯、裹脚习俗、事死如生的葬礼和独特的帆船造型等,充满了好奇。

这些欧美游客,或陶醉于澳门优美的风景,或关注澳门的商业和工业发展,或惊讶于中国独特的社会习俗和生活方式,或激烈谴责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留下了当时外界观察澳门社会万象的第一手翔实资料。通过对这些珍稀文献的发掘、整理和利用,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澳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万千姿态,也能更深刻了解近代澳门社会的原生态景象。

 

Social Scene of Modern Chinese Macao in the Eyes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Travelers

Ma Guang

Abstract: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the early 20th century, businessmen, officials, and religious figures from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visited Chinese Macao. They were, on the one hand, enchanted by the beautiful scenery of Macao, its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unique social customs and way of life of China, or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On the other hand, they fiercely condemned the notorious coolie trade. Some of these tourists left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records such as travel notes, diaries and letters, which became first-hand detailed records of the outside world observing Chinese Macao at that time. By analyzing these rare documents, we can see the many facets of modern social life and the more authentic original social scene in Macao at that time.

Keyword:European and American tourists; Macao industry and commerce; social customs; travel notes;

[1] 徐永胜:《澳门历史上的旅游业发展(1553—1961)》,载《文化杂志》2000年第40—41期,第192页。

[2] 许平、陆意等:《澳门纪事:18、19世纪三个法国人的中国观察》,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21—184页;夏德新:《一八三九年的澳门博尔杰的记叙和绘画》,载《文化杂志》1992年第10期,第82—91页。

[3] Matthew Calbraith Perry,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Washington: B. Tucker, 1856;文德泉神父(Manuel Teixeira):《一八五四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看到的澳门》,载《文化杂志》1989年第7—8期,第12—22页。

[4] Karl Ritter von Scherzer, Reise derösterreischischen Fregatte Novara um die Erde: in den Jahren 1857, 1858, 1859, unter den Befehlen des Commodore B. von Wüllerstorf-Urbair. Wien: C. Gerold’s Sohn, 1864-1866.

[5] Bernardo Pinheiro Correia de Melo, Jornadas pelo mundo. Porto: Magalhães&Moniz, 1895, p. 113.

[6] 达尼埃尔·皮雷斯(Daniel Pires):《安东尼奥·塞吉奥在澳门——九封从未发表过的信》,载《文化杂志》1989年第7—8期,第79—87页;Daniel Pires, “António Sérgio em Macau, Nove cartas inéditas,” Revista de Cultura 7-8 (1989), pp. 109-118.

[7] 《阿丰索·埃乌吉纳·于勒·埃及尔生平(1802—1877)》,载《文化杂志》1993年第11—12期,第62—65页;英文版见:“Alphonse Eugène Jules Itier (1802-1877),” Review of Culture 11-12 (1993), pp. 76-79.

[8] 莫拉(Carlos Francisco Moura): 《1880年的“上帝圣名之城”——一个巴西人的见闻》,载《文化杂志》1995年第22期,第42—45页。

[9] Henrique C. R. Lisboa, A China e os Chins: recordações de viagem. Montevideo: Typographia A Vapor de A. Godel, 1888.

[10] 德立·龙巴(Denys Lombard):《德·波瓦公爵在澳门》,载《文化杂志》1995年第23期,第11—22页。

[11] 他的著作主要有:Voyage autour du monde: Australie, Java, Siam, Canton, Pékin, Yeddo, San Francisco. Paris: E. Plon et Cie, 1868; Java, Siam, Canton. Paris: H. Plon, 1869; Pekin, Jeddo, and San Francisco: The Conclusion of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 London: William Clowes and Sons, 1872; Hong Kong et Macao: récit de voyage. Paris: Magellan et Cie, 2004.

[12] 布朗科(Fernando Castelo Branco):《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的澳门》,载《文化杂志》1997年第32期,第131—138页;Georges Weulersse, Chine ancienne et nouvelle: Impressions et réflexions. Paris: Amand Colin, 1902.

[13] 拉玛斯(Rosmarie Wank-Nolasco Lamas):《十九世纪北美妇女旅行背景下的哈里特·洛日记》,载《文化杂志》2002年第42期,第79—89页。

[14] 文德泉神父:《一八五四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看到的澳门》,第13页;Matthew Calbraith Perry,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p. 297.

[15] 德立·龙巴:《德·波瓦公爵在澳门》,第21页。

[16] Georges Bousquet, Le Japon de nos jours et leséchelles de l’Extrême Orient.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etc Ce. , 1877, p. 334;若热·迪亚士(Jorge Dias):《十九世纪末叶之澳门有关乔治·布斯凯〈当今日本〉某章札记》,载《文化杂志》1989年第7—8期,第74页。

[17] Henrique C. R. Lisboa, A China e os Chins: recordações de viagem, p. 110.

[18] Georges Weulersse, Chine ancienne et nouvelle: Impressions et réflexions, p. 69.

[19] 布朗科:《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的澳门》,第135页;Georges Weulersse, Chine ancienne et nouvelle: Impressions et réflexions, p. 75.

[20] 有关澳门近代工业的发展,可参考汤开建:《被遗忘的“工业起飞”:澳门工业发展史稿,1557—1941》,澳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文化局,2014年。

[21] 对鸦片战争前的澳门鸦片问题进行研究的专题论文主要有:邓开颂:《鸦片战争前澳门的鸦片走私贸易》,载《学术研究》1990年第3期,第11—14页;郭卫东:《澳门与早期鸦片贸易》,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3期,第15—21页。

[22] 有关近代澳门鸦片问题,可参考拙文《1846—1946年澳门鸦片问题探析》,载《澳门历史研究》2010年第9期,第142—159页;《1858—1911年珠三角地区鸦片走私与缉私》,载《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101—123页。

[23] 文德泉神父:《阿尔诺索伯爵笔下的澳门》,载《文化杂志》1989年第7—8期,第70页;Bernardo Pinheiro Correia de Melo, Jornadas pelo mundo, pp. 136-138.

[24] 文德泉神父:《阿尔诺索伯爵笔下的澳门》,第70页。

[25] 布朗科:《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的澳门》,第135页;Georges Weulersse, Chine ancienne et nouvelle: Impressions et réflexions, pp. 76-77.

[26] 布朗科:《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的澳门》,第136页;Georges Weulersse, Chine ancienne et nouvelle: Impressions et réflexions, p. 77.

[27] Georges Weulersse, Chine ancienne et nouvelle: Impressions et réflexions, pp. 77-78.

[28] 金国平:《论中国水泥工业发轫期的澳门元素——以唐廷枢与李鸿章关于成立唐山细棉土厂之禀劄及批劄为例》,载《澳门研究》2011年第4期,第155—164页。

[29] Georges Weulersse, Chine ancienne et nouvelle: Impressions et réflexions, p. 70.

[30] João Joséda Silva, Repertorio alphabetico e chronologico ou indice remissivo da legislação ultramarina desde aépocha das descobertas até1882 inclusive. Lisboa: Typographia de J. F. Pinheiro, 1904, p. 266.

[31] 有关澳门博彩业史,可参考:胡根:《澳门近代博彩业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赵利峰:《尴尬图存:澳门博彩业的建立、兴起与发展(1847—1911)》,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赵利峰:《民国澳门博彩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32] Henrique C. R. Lisboa, A China e os Chins: recordações de viagem, pp. 114-118.

[33] Georges Weulersse, Chine ancienne et nouvelle: Impressions et réflexions, pp. 78-79.

[34] 达尼埃尔·皮雷斯:《安东尼奥·塞吉奥在澳门——九封从未发表过的信》,第82页。

[35] 布朗科:《十九世纪最后一年的澳门》,第137页。

[36] 文德泉神父:《阿尔诺索伯爵笔下的澳门》,第70页;Bernardo Pinheiro Correia de Melo, Jornadas pelo mundo, pp. 140-141.

[37] 有关澳门苦力贸易,可参考:王珊珊:《近代澳门与苦力贸易》,硕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6年;莫世祥:《港澳苦力贸易与英葡论争》,载《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80—89页;John Asome, “The Indentured Coolie Trade from Macao,”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54 (2014): 157-179.

[38] 以上记录,详参德立·龙巴:《德·波瓦公爵在澳门》,第17—20页。

[39] 若热·迪亚士:《十九世纪末叶之澳门有关乔治·布斯凯〈当今日本〉某章札记》,第75—76页。

[40] 文德泉神父:《一八五四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看到的澳门》,第16页;Matthew Calbraith Perry,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of an American Squadron to the China Seas and Jap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852, 1853, and 1854, pp. 289-290.

[41] Ibid., p. 298.

[42] 文德泉神父:《阿尔诺索伯爵笔下的澳门》,第68页;Bernardo Pinheiro Correia de Melo, Jornadas pelo mundo, pp. 134-135.

[43] 夏德新:《一八三九年的澳门博尔杰的记叙和绘画》,第89—90页。

[44] 德立·龙巴:《德·波瓦公爵在澳门》,第1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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