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 292014
 

摘要:1858年鸦片进口合法化之后,外国鸦片开始堂而皇之地大量涌入广东,对广东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产生了重要影响。学者对于鸦片战争之前的广东鸦片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入,但是对于近代广东鸦片问题的研究却不多见。本文通过利用广东境内各个海关洋关的资料,对晚清民初时期经由洋关进入广东的外国鸦片数量做了一个详细的统计并分析其复杂的进口量变动原因。通过洋关进入广东省的外国鸦片之所以会出现较大的波动,主要受到了六个因素的影响,即:鸦片走私、常关的竞争、印度鸦片供应量的多少、土产鸦片的竞争、鸦片价格与烟民的购买力、国内外禁烟政策与禁烟局势。这些因素的变化无疑对外国鸦片通过洋关进入广东有着较大的影响。通过广东与上海外国鸦片输入量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通过洋关进入广东和上海两地的鸦片数量占据了全国数量的半壁江山,二者加起来的比重最高时占全国鸦片总量的92.5%,足见广东和上海在近代鸦片贸易和消费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对鸦片税收占洋关税收的比重分析,笔者认为鸦片税在洋关税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是洋关税收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来源。

关键字:广东,外国鸦片,海关,税收,晚清

此文已发表于《国家航海》2014年总第6期,第103-112頁。此文仅供参考之用,学术引用请参考原刊(PDF文档CNKI下载)。

1858年鸦片进口合法化之后,外国鸦片开始堂而皇之地大量涌入广东,对广东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产生了重要影响。学者对于鸦片战争之前的广东鸦片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入,但是对于近代广东鸦片问题的研究却不多见。庞梓浩曾利用粤海洋关报告对广东的鸦片进口进行了考察,可惜其未能利用其它若干洋关的资料进行分析,造成了不少的统计缺陷。[1] 晚清民初究竟有多少外国鸦片流入广东?进口量的波动与哪些因素相关?外国鸦片进口与海关收入有着怎样的密切关系?本文通过利用广东境内各个洋关的资料,对经由洋关进入广东的外国鸦片数量做一个详细的统计,分析其变动原因,并对鸦片税厘的变化过程进行考察。通过比较分析鸦片税厘占海关收入的比重,本文揭示了外国鸦片对于海关财政收入的重要性。

一、通过洋关进入广东的外国鸦片数量

进入广东省的外国鸦片主要来自印度、土耳其和波斯湾等地。香港和澳门因其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地理环境,成为了鸦片战争之后外国鸦片进入广东和其它内陆省份的中转基地。这些外国鸦片运进港澳之后,一部分通过海关纳税后进入内地,另一部分则通过走私进入内地。本文主要探讨通过报关纳税进入广东的鸦片贸易情况,鸦片的走私问题更为复杂,将在专文中再行探讨。

在研究通过洋关进口的外国鸦片贸易情况之前,我们首先应对广东境内的海关,尤其是粤海关、粤海洋关、粤海常关等概念做一个简要介绍。1685年,粤海关正式在广州设立,衙门位于广州五仙门内,为旧盐署改建。1757年,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的规定,更大大提高了广州在中外通商中的地位,粤海关遂成为中外贸易的枢纽,垄断了当时最为重要的中国与西方贸易的管理与征税权,是清廷管理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机构。自此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开五口通商的八十多年内,粤海关几乎就是中国海关或大清海关的代名词。1843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规定:英国商人在通商五口经营贸易,“凡系进口、出口货物,均按新定则例,五口一律纳税,此外各项规费丝毫不能加增”。[2]据此,粤海关洋税和常税开始分开来征收。1859年10月,粤海关被分为粤海洋关和粤海常关。[3]粤海洋关实行的是一套外籍税务司制度,主要对轮船和外国人贸易征税;粤海常关实行的是旧有的海关制度,主要对本国民船和商人贸易征税。本文为了避免概念上的混淆,将粤海关分开称为粤海洋关和粤海常关。在不影响文意的情况下,偶尔也会将粤海关只当做粤海洋关来使用。粤海洋关在名义上仍由粤海关监督管理,但是实际上他只对洋关总税务司负责。

除粤海关外,广东省亦有其它洋关,这些洋关设立税务司用以征税的时间分别为:潮海关1860年10月,琼海关1876年4月,北海关1877年4月,九龙关、拱北关1887年4月,三水关1897年6月,江门关先是作为三水关之分口,与三水关同时开始征税,到1904年设税务司正式开关征税,甘竹分关1897年7月(1904年又撤销)。[4]九龙海关与拱北海关比较特殊,它们虽然实行的是外籍税务司制度,但是却同常关一样,只对民船而非轮船征税。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1863-1917年间通过洋关纳税进入中国内地、广东、上海的鸦片数量与通过粤海洋关的鸦片数量图(单位:担):[5]

从上面的图表我们可以看出,从1863年至1880年通过洋关纳税进入广东的鸦片数量基本稳定,整体呈现出上升态势。从1881年到1883年则是呈现下降趋势,原因是受到常关的竞争影响,通过粤海洋关和汕头洋关鸦片数量持续下降,尤其是粤海洋关在1882年更是下降到了最低谷,只有17担。1884年因受到中法战争的影响,出于安全的考虑,鸦片纷纷改用轮船运输通过洋关报关纳税进口,致使进口量有所回升。1887年《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开始生效,各个海关都实行每担110两的鸦片税厘统一征收政策,洋关的高效、廉洁优势得以凸显,同时九龙关和拱北关也于该年成立,这就使得通过洋关进入广东的鸦片数量骤增:1886年时为9834担,而1887年则骤升至18825担,1888年时则达到了广东进口量的高峰26845担。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到1896年跌至11855担。从1897年至1909年,进口数量又开始回升。从1910年到1917年间,因为受到国内外禁烟局势的影响,鸦片进口量骤减,直至从洋关税收项目中消失。

通过洋关进入广东的鸦片数量趋势与进入中国内地的鸦片数量趋势大体一致,但是从图表中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进口量有两次高峰,即:1879年的82929担与1888年的82612担,而广东的进口量只有一个高峰,即:1888年的26845担,1887年之前的一个高峰是1879年的12787担,与1888年的数量差异极大。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原因就是1887年之前广东地区猖獗的鸦片走私和常关的激烈竞争,导致了经过洋关报关纳税鸦片数量的减少。

再来看一下广东与上海的鸦片进口情况。从1863年至1887年,广东的鸦片进口量整体上都小于上海的鸦片进口量,只有1875-1876年略高。然而,从1887年开始至1909年,除1895-1897年外,形势则发生了逆转,广东的鸦片进口量高于上海的鸦片进口量,差异最高时为1889年,广东是上海的1.5倍。导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1887年九龙关和拱北关的成立,促使从港澳进入内地的鸦片在这两个海关纳税;另外一个就是1887年之后各海关统一的鸦片税厘政策的实行使更多的鸦片放弃在常关纳税或走私的做法,而改由经过洋关,尤其是经过粤海洋关进入广东。而通过江海洋关进入上海的鸦片虽有增长,但是增长速度较慢,由此便出现了广东鸦片进口量超过上海鸦片进口量的情况。下面为广东、上海经由海关进口的外国鸦片占全国的通过海关进口的外国鸦片比重表:[6]

从以上图表我们可以看出,1863-1864,1888-1917年间,通过洋关进入广东和上海两地的鸦片数量占据了全国数量的半壁江山,二者比重最高时为1914年,是全国鸦片总量的92.5%。即使是在1865-1887年间,其比重亦常在30%以上。这些统计数据充分说明了广东和上海是当时中国鸦片进口和消费的重要市场。

二、粤海洋关鸦片进口数量及其变动原因

因为粤海洋关对于广东的鸦片进口具有重要的影响,有着典型的代表意义,故而我们再来重点分析一下其鸦片进口情况。按报关鸦片多寡来看,粤海洋关的鸦片进口主要可分为以下五阶段(单位:担):[7]

(1)1863-1867年,这一阶段平均每年为2787担。1859年10月24日,粤海洋关试行开办,[8]征收鸦片税每担30两。这一阶段鸦片税收虽有波动,但是基本上却还算稳定。

(2)1868-1883年,平均每年为722.4担。这一阶段主要受到鸦片走私和民船运输鸦片竞争的影响,鸦片报关量大为缩减。1868年两广总督瑞麟设立新香六厂用以征收鸦片厘金,其所征收的鸦片厘金远低于洋关的税率,这就直接导致了通过洋关过关鸦片数量的骤减。[9]1867年,由轮船载运的经粤海洋关报关的鸦片有2100担,而1868年骤降到只有806担,而到了1882年时则跌倒了谷底,只有17担。

(3)1884-1886年,平均每年2276.7担。这一阶段主要受到中法战争的影响,致使改由轮船运输经过粤海洋关的鸦片增多。中法战争前夕,新成立的外国商号使洋船载运的鸦片贸易又渐趋活跃。1883年的最后几个月,因受到中法交恶形势的影响,鸦片进口纷纷改由轮船报关,致使该年比上年多有增长。1883年12月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后,改由轮船报关的鸦片突增,1884年的报关鸦片量达到了近2999担。1885年4月中法战争虽然结束,但是其影响尚在,面对依然严峻的形势,由轮船载运报关的鸦片还是较多。直到1886年,鸦片才陆续改由民船运输,致使通过粤海洋关的鸦片减少到了1070担。

(4)1887-1908年,平均每年9053.6担。这一阶段可谓粤海洋关鸦片进口的巅峰时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受到鸦片税厘并征政策的影响。《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自1887年2月1日起正式实行,各个海关都按照此条对鸦片统一征收每担110两的税厘,粤海关自然也不例外。[10]鸦片税厘并征的规定使以前常关低税率的竞争优势不复存在,轮船因其快捷、安全、运费低廉等缘故而获得了大量鸦片商的亲赖。1888年粤海洋关鸦片进口量达到了最高峰,即13114担。即使到了1908年,鸦片报关量仍然有10060担之多。

(5)1909-1917年,平均每年2693.7担。受到禁烟局势的影响,进口鸦片开始逐渐减少,直致消失。1906年,鉴于鸦片的危害和国内外禁烟的大形势,光绪帝发布谕令决定禁烟:

自鸦片烟弛禁以来,流毒几遍中国,吸食之人废时失业,病身败家,数十年来,日行贫弱,实由于此,言之可为痛恨。今朝廷锐意图强,亟应申儆国人,咸知振拔,俾祛沈痼,而蹈康和,着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11]

之后,中英两国就禁止鸦片问题多次进行磋商,最终于1907年达成了禁烟协议,规定从1908年起进入中国的鸦片每年减少10%,十年之内完全肃清。英国提出先试行三年,待三年之后如果中国方面做到了协议规定的话再行续签条约的要求,中国允许试行三年。[12]

然而,1906年鸦片进口数量比上年增多937担的事实却“显示不出当地对中国鸦片禁令的赞同”。[13]1908年粤海洋关虽然“竭力禁烟,似尚未大见功效”,当年进口的鸦片却并没有减少多少。[14]直到1909年时,鸦片进口量才开始真正减少,直到1917年时下降到了40担。下图为1908-1917年粤海洋关鸦片进口量减少图(单位:担):[15]

从上面的图表中我们可以看出,1908年之后广东省的禁烟速度是快于协议中规定的10%的比例的,这也显示出了禁烟的成效。

从以上五个阶段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外国鸦片进入广东的数量具有较大的波动性,笔者认为其波动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1)走私的影响。不论是外国鸦片还是土产鸦片的走私,都会直接影响在洋关报关纳税的鸦片进口量。

(2)常关的竞争。常关虽说在办事效率、廉洁奉公等方面不如洋关,但是它也自身的优势,它可以灵活地调整税收政策,通过低税收的方式来展开与洋关的竞争,而这种手段往往非常奏效。

(3)印度本身所产鸦片的多少。1892年鸦片进口贸易业衰退,其原因主要是印度遇上了对罂粟生长不利的天气,结果罂粟严重歉收。这就促使印度政府削减每月的鸦片出售量,封闭钱局,停铸银洋,而随之印度一些制造厂也相继倒闭,这就进一步促使鸦片价格的上涨,所以这种情况就自然遏止了对鸦片的需求,导致进口鸦片的减少。[16]

(4)土产鸦片的竞争。在市场消费量一定的情况,外国鸦片与土产鸦片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土产鸦片凭借其低廉的价格和逐渐提高的品质赢得了市场,最终实现了对外国鸦片由北而南,由西而东的取代过程。广东省的土产鸦片虽然没有别处明显,但是,土产鸦片的大量进口也足以抑制外国鸦片的运入。

(5)鸦片价格的高低和本地烟民的购买力。早期鸦片之所以盛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即使是一般民众也能负担得起吸食鸦片的费用。后期,由于限制鸦片进口,鸦片价格飞涨,致使很大一部分烟民买不起鸦片和烟膏,迫使他们不得不放弃吸食鸦片。所以说鸦片价格和烟民的购买力也是鸦片销量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6)国内外鸦片政策的影响。毫无疑问,国内外的鸦片舆论和政策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1858年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开启了洋关征收鸦片税的先河。1887年税厘并征政策的实行又给洋关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导致通过洋关报关的鸦片激增。1906年光绪皇帝颁布的禁烟令和之后与外国签订的一系列禁烟法令,1909年万国禁烟大会和其后一系列的国际禁烟会议所造成的禁止鸦片的国际舆论环境等无疑又使鸦片进口跌入谷底,直致在洋关税收报告中消失。

三、广东境内洋关的鸦片税厘

按鸦片税率变化情况来看,广东境内的鸦片税厘政策与全国同步,主要可分为三个阶段:

(1)1858-1886年,每担鸦片征银30两。1858年,中英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规定对进口中国的鸦片征收每担30两的关税,这实际上表明鸦片贸易已属合法化:

洋药准起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叁十两,惟该商止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即天津条约第九条所载英民持照前往内地通商,并二十八条所载内地关税之例,与洋药无涉。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嗣后遇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定货税。[17]

按照这个规定,粤海洋关和汕头海关等洋关对过关的外国鸦片每担征收30两的税。

(2)1887-1910年,每担鸦片征银110两。1885年7月18日,中英两国就鸦片问题最终签订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其中规定凡是通过海关的外国鸦片都统一缴纳每担30两的税和不超过80两的厘金:

洋药运入中国者,应由海关验明,封存海关准设具有保结之栈房,或封存具有保结之趸船内,必俟按照每百斤向海关完纳征税三十两并纳厘金不过八十两之后,方许搬出。[18]

该条约自1887年2月1日起正式实行,各个海关都按照此条约对鸦片统一征收每担110两的税厘,广东境内的洋关自然也不例外。[19]

(3)1911-1917年,每担鸦片征银350两。1911年5月8日,中英签订《禁烟条件》,其中规定进口到中国的外国鸦片每担需缴纳350两的税厘:

中国政府应允将现在税厘并征之额数每百斤箱加至三百五十两,该项所加之税与中国政府加征于土药上比例相同之税同时起征。[20]

除了在海关缴纳进口税厘以外,外国鸦片如果想在市场上作为合法商品流通的话,还必须缴纳其它的费用。1879年的一份粤海洋关调查报告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详细信息,每担鸦片应缴纳的其它税厘如下(单位:海关两):

鸦片种类 厘金 贴饷 海防 销号 总计
白皮土和新山 6.481 14.815 20.833 3.703 45.832
公班和剌班 6.481 14.815 24.000 3.900 49.196

 

对于熟鸦片膏除了征收海关税以外,还要再征收每担12.960海关两的厘金和29.630海关两的贴饷。除了海关税和这些明码标价的税厘以外,鸦片商们还会受到下层官吏的勒索而被迫缴纳一些琐细的杂税。[21]

鸦片价格昂贵且进口量大,海关又对之征以重税,故其在海关财政收入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以下为广东境内的8个海关(粤海洋关、汕头洋关、三水关、江门关、九龙关、拱北关、琼海关、北海关)的鸦片收入占海关总收入的比重平均值与粤海洋关、江门关、琼海关的比重值:[22]

从上图我们可以看到,广东省境内洋关的鸦片收入占洋关总收入的比重在1875-1880年间比较稳定,大致在15-16%,从1880年之后开始急速下降,到1882年已经下降到了6.2%——这是1875-1915年间的最低谷,原因主要就是受到常关竞争和鸦片走私的影响。随后逐渐上升,1887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因为鸦片税厘并征政策的实行,大量的鸦片经由洋关过关纳税,税厘也从以前的每担30两提高到每担110两,故而鸦片税收比重急剧增高。到1888年时达到顶峰,比重高达33.2%。之后,整体上比较稳定,但是却呈现出下降趋势。1910-1911年又出现了一个低谷,比重降为17.4-17.8%,这主要是受到国内外禁烟局势的影响。之后比重又有一个小反弹,1913年达到22.8%,从该年开始直到1917年一直骤降,直至从海关记录中消失,最后这一阶段显示出了中国禁烟的卓有成效。

上图表给我们清晰地展示了鸦片税厘收入于海关收入的重要性。比如,琼州关1887年、1888年的鸦片税收分别占琼州关总收入的62.7%、64.2%,江门关1912年、1913年的鸦片税收分别占江门关总收入的62.3%、62%。除了汕头洋关外,广东省境内的其它几个海关鸦片税厘收入都有超过或者接近海关总收入50%的记录,这就充分说明了鸦片税厘对于海关财政的重要性。

四、小结

本文使用量化分析方法,利用海关史料首先对通过洋关进入广东省的外国鸦片数量进行了分阶段的考察,然后又对鸦片税进行了研究。笔者认为,通过洋关进入广东省的外国鸦片之所以会出现较大的波动,主要受到了六个因素的影响,即:鸦片走私、常关的竞争、印度鸦片供应量的多少、土产鸦片的竞争、鸦片价格与烟民的购买力、国内外禁烟政策与禁烟局势。这些因素的变化无疑对外国鸦片通过洋关进入广东有着较大的影响。

通过广东与上海外国鸦片输入量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通过洋关进入广东和上海两地的鸦片数量占据了全国数量的半壁江山,二者加起来的比重最高时占全国鸦片总量的92.5%,足见广东和上海在近代鸦片贸易和消费中的重要地位。通过对鸦片税收占洋关税收的比重分析,笔者认为鸦片税在洋关税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是洋关税收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来源。


[1]庞梓浩:《从<粤海关报告汇集>看近代广东鸦片输入》,广东省文化厅主编:《广东文化艺术论丛》,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4年版,第227-241页。

[2]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1页。

[3]戴一峰:《晚清粤海关(洋关)设立问题考辨》,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80-82页。

[4]汤象龙:《中国近代海关税收和分配统计,1861-1901》,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444-445页。

[5]进入广东的鸦片数量是根据通过粤海洋关、汕头洋关、三水关、江门关、九龙关、拱北关、琼州关、北海关八个洋关的鸦片净进口量相加而来;进入上海的鸦片数量则是通过江海洋关的鸦片净进口量;粤海洋关与汕头洋关数量亦是鸦片净进口量。详细数据来源参考Ma Gua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Opium Problem in Guangdong, 1858-1917”, Appendix 1,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Macau, 2010, pp. 99-101.

[6]表中之数据和对该表的分析中提及的数据来源详见Ma Gua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Opium Problem in Guangdong, 1858-1917”, Appendix 1, pp. 99-101.

[7]数值来源于相关的历年海关报告,详细统计数字可参考Ma Gua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Opium Problem in Guangdong, 1858-1917”, Appendix 1, pp. 99-101.

[8]戴一峰:《晚清粤海关(洋关)设立问题考辨》,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84页。

[9]常关与洋关的竞争详见Ma Gua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Opium Problem in Guangdong, 1858-1917”, pp. 38-50.

[10] 《1887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粤海关十年报告(一)(1882-1891),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广州海关志编纂委员会编译《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868-869页。

[11] 《禁烟节录及来往照会》之《外务部致英使禁烟节略》,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444页。

[12] 《禁烟节录及来往照会》之《外务部致英使照会》,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447-448页。

[13] 《1906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446页,称1906年比1905年多1431担,疑误。

[14] 《光绪三十四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481页。

[15]数值来源于相关的历年海关报告,详细统计数字可参考Ma Gua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Opium Problem in Guangdong, 1858-1917”, Appendix 1, pp. 99-101.

[16] 《光绪十九年广州口华洋贸易情形论略》,《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344页;《粤海关十年报告(二)(1892-1901)》,《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902、920页。

[17] 《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117页。

[18] 《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471页。

[19] 《1887年广州口岸贸易报告》、《粤海关十年报告(一)(1882-1891),《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第43、60页。

[20] 《禁烟条件》,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2册),第711页。

[21] China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Special Series: No. 4, Opium, Shanghai: Statistical Department of the Inspectorate General, pp. 53-54.

[22]数值来源于相关的历年海关报告,详细统计数字可参考Ma Guang,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Opium Problem in Guangdong, 1858-1917”, Appendix 2, pp. 102-119.

The Importation and Taxation of Foreign Opium in Guangdong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foreign maritime customs in Guangdong, the paper studied foreign opium imported into Guangdong through foreign maritime customs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and analyzed the complicated reasons of the change of its amount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paper pointed out that opium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urces in the revenue of foreign maritime customs in China.

Keywords: Guangdong, foreign opium, maritime customs, revenue, late Qing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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