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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05-08

史学: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

最近,我在澳门大学的硕士导师Prof. Robert Antony(安乐博教授)和另外一个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Prof. Sebastian Prange联合编辑了《早期近代史期刊》(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两期特别号(第16期及第17期)──《亚洲海域之海盗行为》(Piracy in Asian Waters)。Journal of Early Modern History为SSCI收录期刊,属于英文学术界中中国研究的权威杂志之一。

海盗,这个在历史上不见经传的“小群体”,如今却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众多学者的关注对象,自然也是百年来历史学研究范式不断发展和转变的一个典型了。对于海盗的研究学界早已有之,但是并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重视,以致出两期特别号彰显其重要性。上世纪初,梁启超就痛批旧史学不过是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罢,而提倡新史学。此后,中国史学界对于非帝王将相的历史逐渐升温。在西方,新文化史肇始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盛于八九十年代。发展到今天,既可以说多姿多彩,又可以说甚至泛滥成灾。之前所不登史学大雅之堂的“小群体”如今都有人关注:如海盗、妓女、报人、手工业者、疍民、胥吏、同性恋、太监、宫女、侍从、书童等群体的历史;之前不受人关注的活动、事物、现象:如饮食、服饰、性文化、监狱、医疗、卫生、体育、街头文化、茶馆、受贿、行刑等也有不少人在关注。

这就不得不使人感叹:还有什么不能归入历史研究的?然而,在看似史学“繁荣”的背后却有隐藏这深层的危机。无所不包,是不是同时也就意味着学科自身特性的消失?史学有必要把过去的所有东西都去复原吗?比如把古代每个人一天到晚吃喝拉撒睡都研究得一清二楚之后又能如何?把每个人说得每一句话都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之后又能如何?这些研究除了能提供一些“信息”外,能不能为人类文明提供更多的“知识”呢?当然,这是不可能做到的极端例子。然而,某些类似的碎片化研究是否也应该引起人们的思考呢?碎片化研究与微观研究恐怕并不能划等号的,缺乏宏观视野关怀下的微观研究恐怕也只能是孤芳自赏了。

从两岸四地的近十年来的史学研究趋势来看,中青年学者包括学生对“新文化史”的选题乐此不疲,且暂无衰减的趋势。是好是坏,双方的论战至今仍是硝烟弥漫,或许要等到这股潮流退去才好评判吧。对于个人来讲,兴趣最为重要,还有什么比选个自己喜欢的问题从而踏踏实实去深入研究下去更为重要呢?

扩展阅读: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应注意不同观点以及辩论者的年龄与留学背景)

————【完】————

史学: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 - 半省堂 - 1
最后编辑:
作者:马光
这个作者貌似有点懒,什么都没有留下。

史学:从帝王将相到平民百姓》有 10 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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