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代广东既是外国鸦片进口的最前沿地带，又是川滇黔土产鸦片消费的远距离市场，在这样的极端环境下，土洋鸦片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盘根错节，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系。以往学者认为，近代广东鸦片进口替代率较低，从而以寥寥数笔将之带过。事实上，约自1880年代开始，土产鸦片凭借低廉的价格和不断提高的品质，成为外国鸦片的有力竞争对手，逐渐赢得了广东的消费市场。面对残缺数据，通过采用新的推算方式可知，高峰时期，广东每年消费的土产鸦片可达2万多担，而非只有数百担，进口替代率可能高达66.61%，远非以往学者所认为的并“不显著”。通过对广东这一特殊区域鸦片进口替代问题的研究，可一窥近代鸦片中“国货”与“洋货”互相竞争的复杂过程。
关键词：近代中国、广东、土产鸦片、鸦片走私、罂粟种植、进口替代
作者简介：马光，历史学博士，澳门理工大学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山东大学兼职齐鲁青年学者。澳门，999078。
收稿日期：2021-07-20
基金：澳门理工大学科研项目“近代粤港澳鸦片与禁毒问题研究”(RP/FCHS-06/2022)。
原刊：《史学月刊》2024年第2期，第48—64页。PDF原文可到CNKI官网下载。
Reexploring the Issue of Import Substitution in Moder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Native and Foreign Opium in Guangdong
Ma Guang
Abstract：In modern times, Guangdong served as the forefront for opium imported from foreign countries and a distant consumption market for opium produced in the regions of Sichuan, Yunnan, and Guizhou. In such an extreme environment, native and foreign opium were intertwined in an intricate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mutual competition and dependence. Previous scholars believed that in modern times the substitution rate of imported opium in Guangdong was relatively low, often glossing over it in brief discussions. In fact, starting from the 1880s, native opium, with its affordable price and improving quality, became a formidable competitor to foreign opium, and gradually dominated the consumption market of Guangdong. New calculations reveal that, at its peak, Guangdong consumed over 20 000 piculs of native opium annually, rather than just a few hundred piculs. The import substitution rate might have reached as high as 66.61%,a stark contrast to the “insignificant” rate posited by previous scholars. This research on the opium import substitution in the unique region of Guangdong offers insights to the complex competition between domestic and imported goods in modern China.
Keyword: Modern China; Guangdong; Native Opium; Opium Smuggling; Poppy Cultivation; Import Substitution;
Received： 2021-07-20
引言
鸦片是影响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19世纪初，外国鸦片大量涌入中国，给中国社会带来严重危害，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的爆发。至迟在1830年前后，各省开始普遍种植罂粟。1858年《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规定“洋药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拾两”，表明鸦片贸易已属“合法”1。随着清政府对鸦片贸易的弛禁，土产鸦片不断增多，逐渐替代外国鸦片，成为消费的主要来源。
目前，学术界对早期鸦片问题研究较多，但对鸦片战争之后的鸦片问题关注不够，在有限的成果中，又多偏重外国鸦片贸易、吸食和禁烟运动等内容，而对土产鸦片的研究则多显不足，尤其是对广东土产鸦片问题的研究更是鲜见，且多有误解。广东土产鸦片产量有多少?又有多少外省鸦片输入到了广东？土产鸦片是否无法与外国鸦片抗衡，进口替代是否真的并“不显著”?学术界通常认为，即使是在全国鸦片自给率高达91%的情况下，广东是个异类，其鸦片进口替代却并“不显著”，从而以寥寥数笔将之带过2。窃以为，以往学者并未就丰富却又十分零散的资料加以发掘利用，致使其对广东的鸦片产量、外省鸦片输入量和消费量等问题上做出了不当统计，进而导致对进口替代这一问题的认知出现偏差。
近代广东土产鸦片问题的学术价值，并不因学者的忽视而降低。事实上，广东个案具有典型意义：一方面，因毗邻香港和澳门这两个外国鸦片进入中国的大本营，广东成为外国鸦片进口的最前沿地带；另一方面，广东及其周边地区的气候并不适宜罂粟生长，所以不得不从遥远的四川、云南和贵州等地输入土产鸦片，广东属于土产鸦片消费的远距离市场。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土洋鸦片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盘根错节，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系。对这一典型区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近代鸦片土货与洋货竞争问题。有鉴于此，本文主要利用海关档案、英国议会文书、宫中档、调查报告等，重新审视近代广东罂粟种植、鸦片产量、外省鸦片的输入和消费、土产与外国鸦片的竞争等问题，意在突破原始数据残缺的局限，创建鸦片进口替代率新的估算方式。该计算方式，对于其他地区鸦片进口替代率的推算，或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广东罂粟种植与鸦片产量
二、外省鸦片输入广东的渠道和数量
三、土产鸦片的消费和再出口
四、土产鸦片同外国鸦片的竞争
五、结 论
至迟从1836年开始，广东就已开始生产鸦片，后虽屡经当地政府拔除禁遏，但并未停止。香山、顺德、东莞、罗定、鹤山、新安、肇庆、新宁和高要等地是较早生产鸦片的地区。1880年代，广东大部分地方都有零星生产鸦片，但是因气候和土质问题，罂粟种植并没有全面推广开来，其产量也比较有限，最初可能只有百担，高峰时期约有1000多担，至20世纪初期约有500担，占全国土产鸦片产量的0.1%。
广东自身所产的鸦片非常有限，远远不能满足其巨大的消费市场需求。除了进口外国鸦片外，它还需要从四川、云南、贵州大量输入土产鸦片，偶尔也从甘肃、江苏、陕西、河南等地输入。鸦片从川滇黔运输到广东，不但要经过长途跋涉，更要沿途缴税厘，每担约30～40两。由于沿途缴费成本较高，导致走私盛行。通过报关合法进入广东的土产鸦片，往往只占实际输入量的一小部分。关于外省鸦片的输入量，海关通常认为，即使是算上各种走私，每年可能只有2000多担。然而，1909年万国禁烟会报告、《清朝续文献通考》等资料显示，每年进入广东的土产鸦片约为6000～7000担，是通常估值的数倍之多。尽管如此，综合考察各种史料后，笔者认为，此估值依然较低，土产鸦片实际最高值可能高达20 000多担。
土产鸦片进入广东的渠道错综复杂。川滇黔鸦片到达广东的几条重要路径是运往华东、华南的水路联运：先运到湖北、湖南、江西各省，再经由这些省份转运到广西、广东、福建。四川涪州是川滇黔鸦片的重要中转基地，土产鸦片多在此地汇集，然后再经过湖南、广西等地进入广东。而在广东境内，西江和北江则为主要通道。土产鸦片进入广东后，主要供当地消费。广州无疑是鸦片消费的重要城市，肇庆、佛山、新安、潮州、琼州等地也多有吸食土产鸦片。除供当地消费外，还有一部分用于再转销到香港、澳门、台湾、天津、广西，主要用来和外国鸦片混合制成熟烟膏销售。另外，还有一些出口到国外，如东南亚、美国等地。
土产鸦片和外国鸦片的竞争有一个渐变的过程。最初，土产鸦片因其口味欠佳，所以很少有人单独吸食，通常都是和外国鸦片混合吸食。但是，后来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凭借低廉的价格和不断改善的品质，土产鸦片迅速占领广东市场。1876年土产鸦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并且逐渐成为外国鸦片的有力竞争者，是导致外国鸦片在粤海关进口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之后，土产鸦片不断增多，至1890年代，进口替代的趋势更为明显。土产鸦片走私数量等关键数据的缺失，导致学术界长期以来无法推算出具体进口替代率。根据新的计算方式，笔者认为即使按照最保守的估计，1892—1901年十年间，土产鸦片平均约占56%，1896年进口替代率达到最高峰值66.61%，而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个比值更高。由此可知，即便是在广东，鸦片进口替代并非“不显著”，相反，土产鸦片同样占据重要地位，其进口替代现象也是相当明显。
由上观之，以往学者多是以全国为研究对象，从宏观视角考察鸦片进口替代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大而化之，无法做到对各地具体情况的精细量化研究，以致于对部分地区的替代情况做出了不当判断。通过对广东这一典型地区的深入研究，可以看到，之前被忽略的土产鸦片，在历史时期曾经扮演过关键角色，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也得以彰显。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学术界或可进一步挖掘近代海关史料、外国驻华领事档案、清宫档、调查报告等各类相关史料，重新逐一考察全国各地鸦片进口替代问题的异同，避免粗线条的笼统概括，如此，方能有助于掌握各地区之间的不均衡发展，重新理解近代国货土烟与洋货鸦片相互竞争的复杂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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